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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例》第二条,对须重新划分乡区县范围的,规定划分区别。即乡苏和城苏、区苏、县苏的管辖范围、人口,以及所辖下级数量,区苏县苏所在地选择等,各依具体情况而有不同。如乡苏就分山地乡、平地乡两类,山地乡每乡管辖纵横不得超过15里,人口不得超过3000人;平地乡每乡管辖纵横不得超过5里为主,最多不得超过10里,人口不得超过5000人。城苏则除城市(按指小县城)范围外,加入近城(即城郊)2里的地方。区苏也分山地区和平地区,山地区管辖乡数,最多不得超过9个乡,地域纵横不得超过45里;平地区管辖乡数,最多不得超过12个,地域纵横不得超过30里。每区须有一个市镇或圩场,既为经济中心,又作政治中心,自然也是区苏驻地。同样,县苏辖区也存在山地多、还是平地多的现象。山地多的县,县苏管辖范围至多不得超过12个区苏;平地多的县,县苏管辖范围不得超过15个区苏。
同年8月1日出版的《红色中华》,刊登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决议》(1933年7月21日)。《决议》重申苏维埃行政区划的原则,是须尽量接近群众,为群众谋一切利益。因此,不论乡、区、县、省,区域都不应过大。指出中央苏区行政区域的划分,虽然经过不少变更,但一般来说,多半还是沿用旧的区划,没有彻底改变。这不利于战争动员和经济文化等各项建设。因此,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重新划分中央苏区的行政区域,并规定各级行政区划标准。大略为:市,除市场范围外,可管辖市场周围附近一部分乡村,但不得超过5里。乡,按照地势分为一、二、三等,又以人口为标准,大的乡不得超过2500人,最小的乡可少至400人,以至250人。区,以管辖7乡为标准,多的管9乡,少的管5乡。县与省的划分,责成人民委员会按照接近群众原则,以命令规定之。中央苏区以外的各苏区,按照本决议规定之原则,重新核定当地行政区域,酌情重新划分。这样,前述《条例》也就废止。
中央人民委员会要求各地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工作,应在选举开始之前完成,“各级政府须来一迅速的划分区域的动员”[《人民委员会第四十六次会议》(1933年7月22日),《红色中华》1933年8月22日,第4版]。但到9月下旬,各地划分行政区域工作还未完成,致使中央苏区的选举期限比原计划推迟一个月。瑞金作为中央直属县,由中央政府协调,划出新迳、踏迳两区归会昌县,黄安区归西江县,沙心区归瑞西县,瑞林、渡头两区归长胜县,沿冈区归大雷县。瑞金县将余下8区接着调整行政区划,析出7区。这样,全县共设15区、113乡,如期完成这轮行政区域的重新划分。
一、革命战争的胜利带来苏区版图扩大,而增设新的行政区域。如1933年1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取得重大胜利,不仅给蒋介石以沉重打击,而且贯通了赣东北苏区和闽北苏区的联系,造成地方广大的闽赣苏区。为使之成为巩固的根据地,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四十次常会(1933年4月26日),听取赣东北省委军委主席、赣东北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邵式平,关于信抚分区工作报告并审查红十一军来电后,经讨论认为,这个地域占有政治上军事上的重要地位,争取这一广大区域成为巩固的苏区,对于夺取抚州、进攻南昌意义非同寻常。因此决议将建、黎、泰、金资光邵闽北苏区,以至信抚两河间一带地区划为闽赣省,立即成立闽赣省革命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四十次常会》(1933年4月26日),《红色中华》1933年4月29日,第1版]
二、从战争、政治、经济等因素考虑,新增省级行政区。在新设闽赣省后不久,临时中央政府考虑到江西省苏辖境太大,行政指挥多有不便;同时为着开展南方战线上的战争,克服、消灭与驱逐粤桂敌人,向西南发展苏区,深入现有区域的阶级斗争,开发钨矿和发展出入口贸易,有单独在南方设立一个省的必要。因而,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定以于都、会昌、西江、门岭、寻乌、安远、信康7县,成立粤赣省。1933年9月6日、11月4日,粤赣省临时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省苏政府先后成立。除辖有7县外,还领导游击区的兴隆县革命委员会,辖区延及粤东北,与东江游击区密切联系。
1934年夏,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南线门户筠门岭失守,使粤赣军区和粤赣省所辖地域日益缩小。为适应形势变化,中革军委增设赣南军区,中央书记处在赣南军区辖区内设立赣南动员区,之后中央又在赣南动员区基础上,成立赣南战地委员会。7月,中央和中央政府决定在赣南战地委员会辖区内成立赣南省,省苏驻地于都县城北门外何屋。设立赣南省后,中央政府并未撤销粤赣省,粤赣省党政军领导机关也未撤销,只是机关干部大多调往赣南省工作。[这部分内容参考了余伯流等著《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104-1105页]
三、新增县级行政区。1933年7月22日召开的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决议新增8个县,是为洛口、龙岗、杨殷、澎湃、赤水、长胜、西江、门岭县。同年8月16日,人民委员会第四十八次会议批准内务部提议,又增设泉上(宁化清流归化间)、代英(上杭永定间)、兆征(以汀州为中心)、太雷(石城瑞金间)、康都(黎川广昌间)5个县。这些新增县必然牵动本地和周边县的区划调整。增设新县的原因,一是加强省、县边境地区的行政力度,二是强化某些地区的军事、政治、经济影响力,三是增强边境地区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有利于战争动员。
四、调整一些县的行政隶属关系,以便更好地发挥行政管理效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一直以瑞金为驻地,因而划瑞金为中央直属县,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瑞金。1934年5月后,临时中央政府又将头年秋新增的长胜、太雷、西江3县置为中央直属县,原因明显是这3县都有原属瑞金的区乡划归其管辖。此外,还有石城县的隶属几经改变。石城原属江西省苏管辖,人民委员会第二十四次常会(1932年9月24日)议决:将石城县划归福建省苏管辖。数月后,人民委员会第三十一次常会(1933年1月31日)又议决:呈请执委会将石城仍划归江西省苏管辖。这其中的原因,大抵起先为增加福建省苏管辖范围,通过实践觉得繁多种种不便,于是改回,也算实事求是,知不可为即改过。
苏区传统的(即《条例》所称“旧时的”)地名,除个别的带有封建性外,绝大多数都是具有人文色彩的名称。它们或体现该地的地貌形态,或反映该地的移民历程,或表现该地的经济、民生特色,或纪念、褒扬有功于该地的乡贤名士、英雄好汉,等等。从而,形成浓烈的文化认同、社区记忆。这些地名连同相关实物(如村庄、纪念建筑等),甚至成为外人认识该地和该地民众的媒介与捷径。轻易改换这些地名,无疑对当地人、外地人都不利,得不偿失。所以《条例》明白规定:各级行政区域名称,除旧时带浓厚的封建性名称须更改外,旧名可以沿用。此外,对于两地交界处新设立的行政区域,实践中多取各个原地名之一字,合成新地名。如瑞西县,就是取瑞金、西江各一字,合成的新县名。
1933年1月8日,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际,宁都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的赵博生,以红五军团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职,率部英勇参战,于南城战役中不幸牺牲。1月11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三十次常会即作出决议:为纪念赵博生领导宁都暴动及为苏维埃而英勇牺牲的光荣事迹起见,议决(一)呈请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二)于列李卢纪念节中举行追悼大会;(三)筹备建碑及编纂传记事宜;(四)致电五军团悼念。越二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即批准了人民委员会的呈请,并颁布第十五号命令,决定将宁都县改为博生县,并于1月21日列李卢纪念中,举行追悼大会和宣布博生县成立。之后,一切依照人民委员会议决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进行,极大地鼓舞了苏区军民继承先烈遗志,革命到底的精神。
这一开头,同年七八月先后增设的8县和5县中,就有多个县以著名烈士名字命名。如8县中的杨殷县,是为纪念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兼江西省委军事部长,1929年8月被杀害于龙华监狱的杨殷而得名,县域以兴国均村和赣县田村、白鹭为中心。彭湃县是为纪念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委员兼江苏省委常委、军委书记,1929年8月因叛徒出卖而遇害的彭湃烈士得名,县域以福建宁化下巫坊为中心。又如5县中的代英县,是为纪念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第五、六届中央委员,1931年4月被杀害的恽代英烈士而得名,县域在福建上杭、永定间。兆征县是为纪念广州起义主要领导人、广州公社(苏维埃政府)主席,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六届中央,1929年2月25日积劳病逝的苏兆征得名,县域以汀州为中心。太雷县是为纪念广州暴动总指挥,第五届中央委员、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牺牲于广州公社成立大会后的张太雷烈士而得名,县域为原石城的横江、大由、珠江、洋地、龙岗5区,以及瑞金县日东区部分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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