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鱼体育-LEYU乐鱼体育官方网站-LEYU SPORTS《九辩(节选)》 - 先秦·宋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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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立身准则，似乎很容易做到。其实远非如此。人生衣食之所需，在经济宽裕、不愁温饱的人们眼中，固然算不了什么;但在某些特定时刻，却往往关系到人们安身立命之大节。《汉书》记苏武当年出使匈奴，单于为了逼迫他投降，采用的毒辣手段，就是“绝不饮食”。苏武虽然饿得难忍，只能“卧齧雪与旃毛并咽之”，也不肯降节事虏;后来被驱到海上，“廪食不至”，靠“掘野鼠穴(储藏)草实而食之”，依然“卧起操持”节杖，表现了堂堂汉使宁死不屈的峻洁气节——这便是对上述诗句的最好解说。它告诉人们，在危及个人生命的关头，能实践这一立身准则，需要多么坚强的毅力，付出多么巨大的牺牲。倘若稍为苟且、偷安一下，历史上的苏武就很可能化为卫律那样的变节者，而遭到万世之唾弃。

　　人生衣食之“不媮”、“不苟”，大处关系到民族气节、国家尊严，小处也涉及到个人人格的高下。《孟子·离娄篇》就描摹过这样一位齐人：他每次外出，“必餍酒肉而后反”。妻妾问其所与饮食者，他总洋洋自得地夸说：“那都是富贵人家!”——其实仰仗富贵人之口食，本已颇有摇尾乞怜之态，又有什么值得夸说的?何况此人酒食之来，还要可耻得多：他妻子偷偷尾随一调查，竟发现他混迹于“东郭墦(坟)间”，正靠乞求祭祀者的酒肉享其口腹!妻妾感到羞辱之极，只能久久“相泣于庭中”。试问这样的人生，又有什么意义?它无非是把有着创造能力和人格尊严的个人降为摇尾乞食的猪狗罢了!

　　由此也就可以明白，为什么齐国一位饿者，尽管饥渴难耐，也不肯接受黔敖的“嗟来之食”，以至于“不食而死”(《礼记·檀弓》)：因为他虽然穷困，但依然看重了自己作为“人”的庄严人格。为了温饱而有辱这人格，那是比死还要难以忍受的。陶渊明又为什么宁肯挂冠解绶，也不愿“为五斗米”而向耀武扬威的督邮“束带”折腰?因为在人生中，还有着比衣食所需更珍贵的东西，那就是人格之自由。“不自由，毋宁死”——连生命都可以为自由抛掷，又怎可为温、饱而苟且、偷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