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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说法,似乎又有些失之于偏颇。让我们先将焦点放至科学家牛顿的身上,当年牛顿为了要解释自然界许多变化的现象,而发明了微积分(calculus)。这门描述变化率的学问,的确改变了人们生活。物理学家寻找能以变化率解释自然现象的其它定律,他们的收获丰富,涵盖了热学、声学、光学、流体力学、弹性力学、电学与磁学等领域。甚至连最神秘的当代基本粒子理论,使用的仍是同样的数学结构,虽然它的解释不同,就某种程度而言,也引含了与传统相异的世界观。
日本一位擅长描写都会男女的著名漫画家柴门文,在她的一部漫画《同班同学》后记中,记载了这样一段话:「象棋也好,网球也好,『棋逢敌手』是最有意思的。」我想,棋逢敌手不如说是势均力敌,也就是彼此平分秋色。犹如两人角力,时而我胜,时而我负,这才是趣味所在。前巴西足球国家代表队队长曾说:「我最讨厌的比赛就是已知避胜的比赛,……唯有双方旗鼓相当,才能促使球队进步。」大哉此言!其实不只如此,我认为几乎各种活动,都需要有这样的功能。企业管理学上有一句名言,被所有学者认为是不变的真理:「让敌人与自己成长。」那便是棋逢敌手的另一个写照。
就《墨经‧小取篇》中所载,形成辩学的三个要素为「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名举实,及名实合为,于是形成一个概念。有了概念,人们才能凭借它进行思考;概念与概念的连结,就能表达我们所要表达的意义。例如我们说:「人是理性的动物。」就是运用一串的概念,作成一个命题,并表达了我们所赋与人的意义,这样就叫做「以辞抒意。」有了命题以后,还要进一步追问,人为什么是理性的动物?它的根据何在?这就是「以说出故(注一)。」知道原因或理由以后,就算准备好与人辩论的一个基础。这种方法的不断使用,就能累积起对事物的了解,对事物有了丰富的了解,才有能力与人展开辩论。
惠子则不然,常以逻辑家性格,做客观知识探讨,事理分析,以个人为中心,并不知第三者心态。陈鼓应曾云:「庄子和惠子的辩论,如果从认知活动方面来看,两人所说的从未碰头;如果从观赏事物的美、悦、情方面来看,两人所说的也不相干。而个人只在不同的立场与境界上,一个有所断言(是鱼之乐也),一个有所怀疑(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具有艺术家的心态,惠子则带有逻辑家的性格;庄子偏于美学上的观赏,惠子则重在知识论的判断。」(注五)可见二子认知心态实有差异。
庄子的所谓「我知鱼之乐」的「知」,并未施行任何的思维作用,而为直接的把握对象,相当于「直观」。惠子因为否定它,故可说是他否定了人类的直觉力。如果仅就惠子的「人不能成为他者,故不知他者」而论,将之解释为:主观者由于不能成为对象本身,因此不知对象之意的话,则成为:人类不仅不能直观对象,而且也不能认识对象,对象乃是一切不可知的。但是,惠子并非提倡对象的不可知者。被认为不可知者乃是他人的心情,因为其微妙之故所以才说不知的吧!
就西方的逻辑思想来看,情形似乎就简单的多,它只要求一个论证(argument)中,其前提(premises)和经由前提所推导出的结论(conclusion)符合一定的关连。其中,所有论证有可分为当前提成立时,可绝对保证结论成立的演绎论证(deductive argument)和当前提成立时,仅能给予结论某一程度成立的支持,称为归纳论证(inductive argument)。可惜的是,我们一般辩论所使用的辟、侔、援、推四种方法,多属于归纳论证之一,因此并不完全可靠。
所谓「乱世言论兴」,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有如百花齐放,乃是我国思想史上最为光辉的时期。这股中国的思想洪流,经过了千百年之久,与后世的各种学说相推相荡,才使得其思想更趋完备。然而身为我们这些后人,自然可拿着前人所提学说一一研究,寻出其弊病;也可和有志的同道中人相互砥砺,彼此琢磨,以求弥补个人思考的不周密性。但是我开始怀疑一个问题,那便是古代那些分属各流各派的思想家们,似乎甚少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与之一起做学问。当然他们可能会有门人,有弟子,但我总觉得还少了些什么。
是以,我们可之惠子的学问态度为:据实地直视对象,更冷静地予以认识,然后力谋彰明是非者。在先王的理想与目的之下形成以来的中国传统思想,逐渐地因严酷的现实,而发生破绽,惠子的思想正是由于面临这种状态而产生的一种反省的态度,谋求排除一切的先入之见,而对于现实佳以根本性的再认识。因此,惠子观物时则严守物我之分。谓子非鱼,则无缘与鱼相知。盖物性不同,水路相殊,以陆生之所安,则故难知水生之所乐,疑而问之。也因此遭许多学者批评为:其囿物劳神,徘徊于推理之途,不能直观物性,殆用知多反偏离乎物情也。
庄子以道鉴万物,为真人能体道,而悟道之方端在「心斋」(注六)、「坐忘」(注七)、「无己」(注八)之虚静功夫乃能神遇,心既虚空,则能冥乎于物外。庄子妙解真元,冥乎万物,见万有之同根,忘物相之差别。是故梦为蝶则栩栩然、梦为鸟则厉于天、梦为鱼则没于渊。犹之鱼相忘乎江湖,从容出游;人相忘乎道术,从容俱化。皆庄子冥体乎自然之理,而一通乎物我之性也。娄良乐曾析之曰:「冥体乎自然之理,而一通乎物我之性也。庄子通乎『一』而与天为徒,故云:『鱼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给养;相造乎道者,无事而生定。』故曰:『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注九)鱼相忘乎江湖,从容出游,此鱼之乐也;人相忘乎道术,与化俱行,此庄子之所以知鱼乐也。惠子则严区物我之分,大异其趣矣。」(注十)
然而,这场辩论在最后为何导致庄子有反驳的机会呢?若惠子被庄子以「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之语所诘问时,对庄子言:「今汝非言『是鱼之乐也』乎?依此语,故我知之」,接着才诘问:「子固非鱼矣!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的话,或许便能使庄子哑口无言吧。可是,对于庄子的这句话,两人全未留意。这姑且不论,依照惠子的论法,庄子一说出「子非我」,惠子则立即引用该语,而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此与惠子前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内容,其所主张者相同,虽更明晰了惠子的立场,但却反招致为庄子所驳倒的结果。庄子的反驳,归根到底,可归纳为「问我者,岂非因知我之故?」于是可发现惠子之论的矛盾。因此尽管惠子知庄子,但惠子却主张不知庄子之故。不过,话虽如此,也不能说惠子之论完全错误,而庄子之论完全正确。因为庄子若非循其本,跳开这个论题,其实此辩是惠子获胜。
但是在当时,这个理论却有个致命的小瑕疵,那就是必须要引进无限小的概念,而这是会造成一些逻辑上难解的矛盾。尤其是如果我们紧紧考虑普通的「数」,那么其中根本没有什么「无限小」。因此大约有两百年的时间,人类对待危机分的态度十分奇妙。物理学家一直利用它来了解大自然,预测新的自然界行为,并且获致极大的成功;术学家却始终担心它的真正意义,以及如何建立一个最严密的体系,使它能够成为一套合理的数学理论;而哲学家却辩称这一切都毫无意义。最后,所有的问题终于获得解决,但至今我们仍可看到这三种截然不同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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