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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朱清时大学毕业40年。1968年12月,朱清时从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毕业,来到位于西宁市郊区的山川机床铸造厂当了一名修炉工。这样一个当时被所有人都认为不可思议的选择,是朱清时遵从自己内心意愿做出的。40年后的今天,他说,大学毕业分配去青海是我一生最大的机遇。在他毕业26年以后,那时他已经成为中科大的校长,接到同班同学的一封来信,信上说,朱清时是“替”他去了青海,朱清时就感谢他,给了自己一个机会。
朱清时:1968年12月我们毕业分配,这是我一生中最有戏剧性的一个转折。还记得是一男一女两个工宣队人员找我谈话,他们问我愿不愿意去天津塘沽盐厂当工人,然后又问我去青海西宁的山川机床铸造厂如何。当时在我心里,青海和天津完全是一张白纸,青海在我心里充满了天苍苍、野茫茫的辽阔诗情。我就说,天津和青海我都愿意去,服从分配。很快谈完,工宣队人员也很高兴。出门有同学打听,我一说结果后他们就跺脚说,哎呀,青海怎么能和天津比呢?这句话让我的心凉透了。一句话说错,影响一生啊。所有人都埋怨我,说我太不懂事。但那时已经没有办法了。
当时,不知道冥冥之中开始降临我一生最大的幸运。可那时,谁都不知道这是幸运。为什么说呢?因为我到那里先当工人,但因为我数学好,中学时就得了数学竞赛一等奖。厂长非常爱才,就让我到供销科管计划和采购。1974年,、李昌到中科院,发现中国科研方面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在拉大,想在中科院搞一些大的科研项目追上去。其中一个项目是利用激光分离同位素。这时,全国的科研院所和大学都瘫痪了。后来,我到大连的化物所去,才知道那时他们的业务骨干和技术权威都在农村里当农民呢。包括北京在内的所有大城市的科研机构都瘫痪了,惟青海没有,因为那个地方偏远艰苦,没有人夺权。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知识分子还在依惯性搞科研。所以,中科院没有别的单位可以承担这个项目,就被盐湖所争到了。盐湖所是搞化工的研究所,真要做的时候,才发现缺乏相关专业的研究人员。这个项目需要物理基础很好的人,他们要从分配到青海的大学生中招一些。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就去毛遂自荐。我天性喜欢做研究工作,尤其是在当了5年工人后,我感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朱清时:室主任看了我的履历。看到我是中科大核物理专业毕业,很满意,就给了我一篇英文文章《化学中的激光》,我回去后用两三天时间集中精力把它翻译出来,室主任看后马上就决定要我了。当时从全青海一共调了十来个人去,北大和清华的都有。有两个老先生带着我们干,过一段时间后老先生就让我带着大家干。这样,我从1974年开始,就开始做这么大项目的科研,比同龄人至少早了5年。而且一做就是国家的大项目,还做负责人。这就是我一生最大的机遇。开玩笑说,这就像红军时期20多岁的人当军长一样。
接下去就是靠自己平时的准备了。我们那个厂在1968年就有100多个全国分来的大学生,大家下班流行打扑克、喝酒、发牢骚,我也曾经参与过,但心里总觉得不安,总觉得我还没有本事,以后有一天国家要用人才,我有什么才?所以我就偷偷学英语,翻译书,学数学,把吉米多维奇的高等数学习题集从头做到尾。没有人让我这样做,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完全是出于内心的渴望。就是因为有了这些准备,才让我做这个大项目的时候觉得很容易。因此,机遇虽然重要,还要平时作好准备。那时候条件非常艰苦,但心里很愉快,现在回想起来,我一生最愉快的就是那个时候充满希望,充满激情。
朱清时:现在回过头来说,我是一个学者型的人,我的兴趣全在学术上,比如我小的时候喜欢诗歌,柳宗元的诗:“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寥寥20个字,而且都是大家熟悉的字,但被他“组合集成”起来,就有了极大的冲击力。这就像厨师看到冰箱里的东西,就能立刻做出一顿精美的菜肴,而很多人拿着最好的材料也弄得极难吃。到现在,我仍然经常想,唐诗怎么能这样打动人呢?语言的魅力太大了!我很崇尚精炼的文章,可以一下子打动人;反感那些啰里巴嗦,看不出东西的报告或文章。我小时候非常喜欢文学,就是被诗歌的这种境界吸引了。
朱清时:是的,回顾这40年,的确起关键作用的就那么几步,但在走过的这40年中,其实是有很多步的,每一步都要认真走,当时并不知道那几步是关键,就像我当初去青海,是我人生的第一步,很精彩,但并不是刻意安排的。我一生也遇到过很多麻烦和不愉快,现在不说了。我到盐湖所从事科研工作虽然使生活回归到正路上,但一路上也有很多高山、深渊,还有很多河流,弄不好都会摔坏的。在崎岖的山路上摸爬滚打,成功的事情恐怕不到一半。
朱清时:我认为这一代人很优秀。第一,他们与其他时代的人不一样,是在更艰苦的环境中脱颖而出的,所以他们一定有些过人之处。在改革开放的时候冒出来,就像一个筛子把他们筛出来;他们一定天生渴求知识,如果他们不是发自内心地渴求知识,而是把知识当成混饭吃的手段,他们早就干别的事情去了。如果他们没有高的品位,没有过人的追求,很快就会消失在世俗的事务中。这一代人耽误了10年,有很强的紧迫感,所以做什么事情都很珍惜时间,勤奋务实。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像杨振宁、李政道那样做出最原创的东西,因为最原创的东西还是要二三十岁的时候做出来的。但是他们再回到科研中间时,会更加坚忍不拔,这一代人比较不接受那些夸夸其谈的东西。如果一个人的科研生涯是40年,他们少了10年,但他们的30年可能比别人的40年做得还多。所以这一代人是很值得尊重的,而且也是科学史和教育史上很特殊的一代。
朱清时:理论上说,机遇更重要。我所说的机遇是广义上的,就是客观条件都具备了,你去做就能够做成功。人要善于发现机遇、抓住机遇。聪明与机遇一样重要,我遇到很多人,我都替他们着急,就是脑袋不开窍。不聪明也不行,但是我现在认为,对一个科研人员来说,还是踏踏实实做实事最重要。这是有现实意义的,我们问一个人生活中什么最重要,可能有人说是房子,有人说是车子,其实对一个生活中的人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空气和水。类似的,对于一个科研人员,他再聪明再有机遇,如果不踏踏实实做事,也会一事无成。现在,很多青年人被当前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误导了,都去做表面文章,炒作论文,“勾兑”成果奖,但没有真正解决什么问题。这会耽误很多人,单纯追求眼前利益很难在科学上留下真正的东西。我很欣赏爱因斯坦的一句名言,不要拿起木板在最薄的地方打许多孔,这样没有用处,要在需要的地方打孔,不管是厚是薄!
朱清时:学校的院士很少,我来了以后很快就成为学术带头人,让我做副校长时我并没有推辞,因为当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负责研究生教育,我在大连时一直管研究生,还是有些想法的,觉得知道该怎么做。所以,让我做我就做了。当时我并不知道做副校长需要多少专业知识,我的朴实想法是:在国外很多教授都兼过系主任、校长等职,他们没有转换什么角色,只要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去做,总有机会做好。而且,我们每做一件事情都是在学习。两年以后又做了校长,我是边学习边工作地走过来的。
我从一个搞科研的角度看教育,觉得大学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教师更多时间坐下来看书想问题,这就是前面说的踏踏实实做实事。我们科大校园一直比较平静,如果建新校区就会有很多年折腾,坐不下来。我们扩招以后,教师就没有时间进修深造、照顾学生,这样教学水平肯定会下降。这样下去会把学校的根本毁了。我做两年副校长、10年校长,潜意识里就是要给大家营造一个看书、想问题的环境。违背这个原则的折腾,我们能避免就都避免。但是,我们也还是做了很多事,比如建起了微尺度国家实验室。我们还建设了一些新设施,没有做表面文章。
朱清时:你用“离经叛道”几个字来说我,说明我们现在思想界太沉闷了。一个民族的希望,就是大家都不断想出新鲜的主意,而且大家都包容和鼓励这些新想法。比如对中医的科学原理,我想用现代自然科学的办法来解释它,还应该鼓励更“离经叛道”的思想去解释它。我最近看到一段话,是帕斯卡尔说的。他说,思想使人伟大。人生就像芦苇一样,很脆弱,但人是有思想的芦苇。这就是说,做人要有自己的思想。至少一个人的一生中要体会一下做人的这种伟大。科学发展最重要的是要别出心裁,有新思想。这些年来,我每次讲一些别人不熟悉的话,内心都在希望让大家感受到新思想,就是想活跃一下思想,不要把沉闷当做常态。我个人的力量很有限,孤孤单单地说往往不起作用。但我相信今后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会回归到创新的常态,各种各样新思想会不断涌现,那个时候,我们的创新体系才有希望。
@HASHKF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