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鱼体育- 乐鱼体育官方网站- 世界杯指定平台LEYU SPORTS三江源与文明的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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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是原生植被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毒杂草群落。毒杂草种子库和无性繁殖库成为植被更新的优势成分，而原生植被成分的有性繁殖能力极低，无性繁殖库遭到极大破坏，草地植被以毒杂草占优势：植物组成中60%～80%是毒草和杂草，可食牧草产量仅为退化前的10%～l5%，基本失去了放牧利用的价值。同时，草皮融冻剥离，盖度由85%～95%降低到30%甚至10%以下，土壤，土壤微生物数量和活性显著降低，导致土壤养分转化受阻，土壤肥力不断降低，土壤养分丢失直至次生盐渍化，土层变薄，退化为沙砾滩，继而成为当地“黑尘暴”的沙尘源。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游庆龙等人则在《三江源地区1961-2005年气温极端事件变化》（《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第17卷第2期2008年3月）中分析了气温极端事件发生的趋势。研究表明：近45年来，温度极端偏高的日数，无论白天还是夜间都明显增多，平均每10年增加2.6天和4.4天；而温度极端偏低的日数，无论白天还是夜间都显著减少，平均每10年减少4.1天和8.5天；但年极端低温和极端高温则变化不明显，分别以0.42℃/10a和0.29℃/10a的速度增加。

　　生态系统是一个大范围的动态系统，前引刘纪远等的研究告诉我们，三江源草地退化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因此，笔者一直在寻找具有历史纵深的相关研究。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景晖等的《中清以来人类经济活动对三江源区生态环境的影响》（《攀登》第24卷总第139期2005年第3期2005年6月出版）就有这样的视角。景晖等利用方志、民国年间地方政府的普查数据和建国后的人口普查数据，勾勒了这一地区的人口演变大致趋势，笔者据此绘出了图一。可清楚地看出，从清朝中期到清末，这一地区人口增速缓慢；而进入民国之后，增速明显增加，到2000年，人口已经比清朝高出一个数量级。

　　景晖等还利用史料和省档案记载，给出了这一地区的牲畜存栏头数演变的大致趋势，笔者据此绘出了图二。数据显示：民国以前牲畜存栏头数增加十分缓慢，进入民国后出现了一次高速增长，并于1937年达到高峰，此后到1949年降至低谷，这可能与当时的战乱有关。从1949年到1957年又出现了一次高速增长，但到1965年又跌入低谷；此后到1979年达到历史的最高峰，然后就波动下滑，到2000年降至1979年的74.5%。

　　民国18年前后，地方军阀马安良、马国良组织民夫在同德居布林区采伐树木，通过黄河运至甘肃、宁夏和绥远销售。民国25年前后，木商张金安和马匡武曾在同德江千林区采伐树木，用民工或犏牛运至山口，再由小河单漂，至大河边编筏外运。1960年在玉树州建成江西林场，1966年在果洛州建成玛可河林场，1984年果洛州班玛县建成多柯河林场，1994年建成果洛州洋玉林场。而三江源地区森林稀少，1975～1976年第二次森林资源清查时覆盖率仅为2.96%，并且有林地面积比第一次普查（1960～1962年）减少了4000多公顷，相当于在十余年间毁掉了一个表面积为1600公顷的水库；玛可河林场累计采伐面积为3352公顷，相当于报废了一个表面积为1340公顷的水库。

　　可见，生态环境承受外来干扰的能力是有限的，一旦干扰接近这个限度，很可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家畜数量给出了类似的提示，由于不同牲畜对草场的压力不同，业内用“羊单位”作为可比的统计单位。可惜笔者未能找到整个三江源地区的相关数据，只找到了治多县的数据，与图二相比，同样可辨识出建国后家畜数量3次大的波动。值得注意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与90年代中的峰值大体相似，达到峰值后都出现了快速的下行，似乎在暗示：这是生态容量的上限，也提示我们，人类的干扰已经触及了这个上限。

　　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张继焦、玉树州三江源环境保护协会扎西多杰等完成的《气候变化对长江源地区的影响》的调查报告中发现：“无论是当地牧民，还是畜牧干部（如曲麻莱县畜牧局局长），都不认为当地存在着牛羊数量过多或过度放牧的问题。在200位当地受访人中，有85位（占42.50%）认为没有发生牛羊数量过多现象，有54位（占27.00%）认为牛羊数量过多问题并不严重。两者合计有139位（占69.50%）。”

　　为此，景晖等换了一个研究思路，先根据历史数据和可能的发展空间，按偏于乐观的原则估计各产业的发展趋势，由此估算2020年与2030年的地区生产总值，再根据国家的小康计划，按青海的实情打些折扣，选定人均生产总值，由此从经济系统的容纳能力角度评估本地区的人口承载能力。同时，应用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开发的CPPS人口预测软件，以2000年人口普查数为基数，综合考虑城镇化、人口政策等因素，预测三江源区未来的总人口（景晖等《三江源区土地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量研究》，《青海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No.6，2005）。笔者将其结果汇总在表三中。依然得出“三江源区人口早已超载”的结论。

　　精神层面：藏传佛教有一种自然的整体主义观点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立场，视人类与其他生命一样，不过是生命轮回中的一环。传统上，每个藏族的村落和寺庙都有各自的神山圣湖，通常是附近的山峰、森林、湖泊和河流。现在，也只有在这些地方还容易观察到野生动物。对自然的保护性禁忌是一种非常自觉的行为，人们从内心认为必须如此，否则就会引起灾难。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指导人们行为的，不是工商文明中的个人经济理性，不是欲望，而是对“天国”的向往。

　　1982年春，果洛州甘德县率先在全县范围内实行了牧业包干到户责任制，1983年秋，青海省委发出《关于实行牧业包干到户责任制试行办法》，到1984年底，全省3100个牧业合作社中的89.5%的社实行了“草场公有、承包经营、牲畜作价、户有户养”的牧业生产责任制。在这种“草场公有、牲畜私有”的制度安排下，只有对个体欲望的激励机制，而无对整体利益负责的机制，出现了“过牧”、“抢牧”，草场纠纷频繁发生，导致了Hardin(1968)所谓的“公地悲剧”(Tragedy of Commons)。

　　1993年6月，青海省人民政府颁布《青海省草原承包办法》，不少州、县、乡提出“把草场承包工作作为加快牧区改革步伐的头等大事来抓”的口号。到2000年，草原承包工作已基本完成。以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为例，仅留出1.24%的公用草场，做牧道、饮水点、公共活动之用。形成了事实上的草场私有制。 草场私化有从根本上破坏了游牧的可能性，而这是人类在三江源脆弱的生态环境中生存的基础。牧户定居后，定居点和饮水区附近人畜活动频繁，在以户为单位划定的草场上，放牧半径极度缩小，牲畜吃踩频繁，造成草地超载和极度放牧，导致定居点和水源区周围往往成为草场退化、沙化最严重的地区，而牧民则陷于贫困之中。

　　三江源地区的政策选择，其背后本质上是文明的选择。人们在争论各种文明的“优劣”，其实评判“优劣”取决于评判者的立场，并无客观标准。由客观观察，我们只能看到各文明间“强势”与“弱势”的差异。在传统的中华社会中，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长期并存，胡焕庸线附近是两者混杂、交融、冲突的主场所，历史上看不到两者明显的强弱之别。工商文明入侵后，两者均沦为弱势文明，而强势的工商文明在一个半世纪的时间内就将脆弱的生态环境搞得百孔千疮，而且这种明显加速的破坏已显出失控的态势。